即将转正的青年村官，因言获罪，被判劳动教养两年。几条时事评论，一件印有“不自由，毋宁死”的文化衫，改变了一个青年的人生轨迹，也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平静生活。不过他说，“如果我个人的行动能推动废除劳教制度，我愿意站出来”

　　本刊记者/刘炎迅(发自重庆)

　　11月20日，走出看守所的任建宇准备回村。

　　他还穿着两天前走出看守所时的一身衣服。回村前，他和女友代进到集市上，买了里里外外一整套新衣服。然后，他们将旧的衣服，全部丢进了长江。

　　一场意外的牢狱之灾，让他失去了15个月的自由，使他成为全国媒体的焦点，也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。

　　和多年前的孙志刚一样，“任建宇”成为促进劳教制度改革的符号。他说：“如果我个人的行动能推动废除劳教制度，我愿意站出来。”

　　学员编号：4656

　　一切改变发生在2011年8月17日。

　　这天，正在上班的任建宇的办公室里来了几位警察，其中一个见了他说：对，就是他！

　　警察要求任建宇出示他几天前在网上转发的一张图片，两三个小时后，任建宇找到了。他告诉警察，我没有修改过，我所发的与我看到的完全一样。

　　警察把任建宇和他的电脑一同带到彭水县公安局继续调查。审查了一夜后，警察告诉任建宇可以回去了，并告诉他，以后不要随便转发这些东西，任建宇回答说，好。

　　虽然心有余悸，但是任建宇认为这件事已经结束了。回村这天，8月18日，是村里公务员转正公示期的第一天，任建宇还特地到布告栏里去看了下，有他的名字，当了两年的村官，他终于等到了编制，心里充满期待。

　　然而，几个小时后，期待就变成了绝望。

　　当天下午，三名警察再次出现在任建宇面前，并说要对他刑拘。

　　“我当时害怕，蒙掉了。”他被戴上手铐，到公安局去录指纹，慌张得手一直出汗，几次都录不上。

　　之后，他被送到彭水县人民医院检查身体，下一站，竟然就是看守所。

　　看守所登记，问，这是什么罪名？送他来的警察说，不知道。然后立即打电话问，才被告知：“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。”警察扭头对任建宇说，你看，你的罪名多大啊。

　　任建宇随后被处以“劳动教养两年”，理由是，“复制、转发、评点一百多条‘负面信息’”，罪名是“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”。警方搜集的证据中，还有一件印有“不自由，毋宁死”的T恤衫。

　　在看守所监房，学员们(劳教者都被称为学员)围过来问，得知罪名后都笑他：“流氓不可怕，就怕流氓有文化。”学员们彼此称呼“同教”，只有叫任建宇时，会叫他：“村官”。

　　任建宇喜欢用“里面”来指代劳教所，在给女友的第一封信里，他写过一首诗叫《无题》，“微风絮语吹，薄酒品一杯，只求意中人，化作蝴蝶飞。”这四句打油诗里，头两句的第一个字和后两句的第二个字，合起来就是：“微博求助”的谐音。他记得在新闻里看过李庄写的藏头诗，就学着写了这首诗，又怕太明显，将后两句藏在了第二个字里。可惜当时女友很慌乱，没看懂。

　　除了唱红歌、站军姿和劳动之外，他也会乱想，但大多数时候沉默。有次他画了幅自画像：面容清瘦，穿着劳改制服，胸前挂个牌子，上面是他的学员号：“4656”。他寄给女友，“看我悲惨的样子。”

　　在看守所，他见到了方洪，这个他曾经只在新闻里看过的人，同样因言获罪。看新闻时，任建宇觉得很荒诞，没想到却与方洪成了“同教”。

　　方洪获释后，起诉重庆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(以下简称劳教委)，要求法院撤销对他的劳动教养决定。今年6月，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宣判，确认对方洪的劳动教养决定违法。长期关注劳教问题的律师浦志强，由方洪得知了任建宇的案子，决定出手相救。

　　任建宇的出路与方洪却不同。11月19日，重庆劳教委主动撤销了对任建宇的劳教决定，任建宇重获自由，第二天，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，任建宇诉重庆市劳教委一案，因已过诉讼期限，驳回起诉。

　　提前9个月，任建宇重获自由。离开看守所那天，他将棉被和衣服都送给了里面的一个上访户。

　　对于他，这既是再一次意外的惊喜，亦是再一次意外的打击——惊喜于自由来得如此迅猛，没有经过太多的磕绊；打击，则来自于他试图证明自己清白的努力归于失败。

　　“我都看见了，给十块钱”

　　11月21日，返村第二天，任建宇在新浪微博里说：“回家的感觉真好。现在能真实地体会‘不自由，毋宁死’的含义了。个人的遭遇而言，劳教制度太随意了，每个人都有危险。”

　　那天回家，在自家堂屋里，有人唤任建宇与爷爷说话，他却推过人群，兀自走到屋前那片只剩秸秆的田里，他眼圈红着，不肯给别人看到他的眼泪。他站在秸秆之间，突然双手指向天空，没有言语。

　　回到二楼久别的房间，他在抽屉里翻找着过去的回忆，找到一份曾经的学生证，他笑着说，这上面的自己好乖。

　　25年前，任建宇出生在这里，并度过了不断辗转的求学历程。

　　“乡镇里什么地方好就往什么地方跑。”他说。家人期望有个好的学习环境，让他到很远的镇里幼儿园上学，上下学步行，要40分钟。

　　升小学时，没满7岁，学校不让上，母亲找到班主任，任建宇还记得，母亲给对方塞钱，“我都看见了，给十块钱”。

　　这所小学不过是镇子里一个临时办学点，小学三年级时，母亲又为他物色新的学校。送出一只老母鸡后，任建宇顺利进入另一所较好的小学继续读书。

　　“也是希望我将来能更有出息。”任建宇回忆。作为一个普通农家的孩子，读书是他唯一的出路，父母希望他能上大学。

　　小学里，任建宇“调皮捣蛋，成绩不好”，常常只考六七十分。他有时会改成绩单，但不高明，有次考了59，自己改成了89，太明显了，回来就被父亲任世六识破，挨了一顿打。

　　不过小学升初中的联考，他一下子考了全县第五名，好几所中学的老师来抢生源。父亲问他有没有信心将来考大学，他回答：有。

　　考了全县第五名，受了重视，任建宇开始“想维护这样的荣誉”，真正用功起来。初中三年，前两年走读，每天早上出门，天还不亮，他打着手电筒，走在漆黑的山路上，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学校。

　　他开始喜欢看书，对文学有兴趣，作文当过班上的范文，当众念。

　　初中毕业，他想去考师范院校，5年制，大专文凭，毕业后可以做小学老师，在当时看来，是个不错的选择。但父母都不同意，认为他应该有更好的将来。

　　他在那时看了韩寒的《三重门》，觉得，哇！这书太好了，太真实了。他也想过当作家，像韩寒那样。不过他从未投过稿，他总觉得太遥远。

　　高考，他顺利考入第一志愿：重庆文理学院。第一志愿是英语专业，但他的英语成绩没达标，就进入第二志愿中文系，学费2500元一年，还算便宜。

　　关键是，任建宇在这里看到了比较笃定的将来，做个老师，稳当平坦。

　　大学期间，他就意识到自己的性格太直，说话不拐弯，有时会得罪人，但他并不在意。

　　一次支教，他看到一些村官不按规矩做事，拿人家好处，颇为忿忿：“当官不为民做主，不如回家卖红薯。”

　　大三时，去一所学校实习，半年下来，他确定自己不适合当老师，“上课写字太丑，别人一看就不是好榜样”。

　　见习村官

　　大学生任建宇对未来有着朦胧的把握感，但也有犹豫，在正式报考村官前，他去了一家煤矿企业做助理，做些杂七杂八小事情。他觉得很无聊，这样的未来有什么意思？

　　他和女友代进是高中同学，代进看上的就是任建宇的直率，感觉很真诚，但又担心他太不注意别人的感受。

　　两人成为恋人，计划一起去考村官。但后来女友被分配到江津区某职业中学做了老师，任建宇则被分配到离家很远的彭水县郁山镇做了见习村官，半只脚踏进体制内。代进常劝他，毕竟在政府工作，性格要改改，说话注意点，否则会吃亏。

　　初入社会的任建宇常和女友“聊国家大事”。挂着村主任助理的头衔，他每月有大量时间都和最基层的人相处，一个热血沸腾的青年人，有许多看不惯的事：村干部的勾心斗角，上访户不顾自己的尊严，扶贫款常发放不到位

　　他的文学才能在这里也有了施展的机会，他写工作报告，有时也为镇上写点宣传文章投稿到报社。

　　不过既然进了体制内，任建宇还是有所注意，他试图改变自己，“刚进去的时候也想去表现，好印象，前途。”他想迎合这个环境。吃饭、应酬他都积极去，不怎么会说话，敬酒时就说：领导，我敬你一杯。再一轮，不知道还能说什么，只好说“反正要敬你”。

　　大多数时候，任建宇还是躲在宿舍里上网，打游戏。他加入了20多个QQ群，都是一群年轻人，讨论时事，或吐槽调侃。他觉得这是拘谨生活的一种释放，带点热情，也带点玩笑。

　　不过任建宇说自己大多数时间“比较平和”，每次在QQ群里看到有人转发谣言，或者喊口号，就会劝说，没必要，还给自己带来麻烦，给批评你的人借口。

　　谁也没想过，这个村子里罕有的大学生，十里八乡少有的大学生村官，被乡邻们视为榜样的年轻人，最终被命运推向了这条他不曾选择的道路。

　　“进了劳教所，一切都毁了。”

　　“不怕，真不怕吗？”

　　11月24日中午，青雾笼罩江面，任建宇和父亲、爷爷，一起到山坡上的五叔家吃午饭。饭前，他跟五娘点了几道菜，红烧猪蹄，三仙肉(回锅肉)，都用大碗盛着，他坐下来，没等别人入席，兀自拿筷子夹起一块肥肥的肉片，歪着头刺溜一下吃了，不停点头：“好吃，好吃。”

　　他说在“里面”一年多，吃啥都没味，也可以花钱加餐，但就是没胃口。一年多，他的最大变化是，瘦了30斤；而出来后最大的感受是，吃什么都好吃，香！

　　任爷爷80岁了，身体不好，这天穿着崭新的中山装，抽烟看着孙子大快朵颐，神情却有些木然。五叔倒了一杯自家泡制的果酒，拿小勺子舀着喝，说着侄子的遭遇，情绪有些激动。

　　任建宇在一旁劝他少喝两口：“不怕，真不怕吗？”

　　害怕、慌张、焦虑，曾是过去15个月里主宰任建宇的情绪，现在，他需要一些时间，释放这些本不属于他的情绪。

　　他说，他能提前获得自由，说明还有正义存在，这个社会还值得一步步向前推进。

　　11月26日这天中午，重庆阳光明媚，温暖人心。任建宇在自家屋顶听父亲倾诉，被劳教这15个月发生的点点滴滴，其中的艰难和委屈，无奈与痛苦，是对儿子清白身份的信念一直支撑他到现在。

　　这位只上过两个月学、靠种地和做泥水工养家的老人，在儿子被劳教后却异常坚定地宣称：“(任建宇)怎么进去的，要怎么出来。”

　　“我是个不孝的儿子。”听了这些，任建宇有些动容，“父亲应该得到一个交代，来自于我，更来自于众所周知的部门！”

　　他说话时，抿紧嘴角，流露出一种坚韧和无奈的复杂神态。(实习生陈薇对本文亦有贡献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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